什么人访问什么人:到底什么是「香港人」?

2019年的香港充满伤痛,任何关心香港的持份者都急于为香港寻求出路。百万计市民过百日的示威活动中归纳出「五大诉求」,但当中对未来的想像却有浓淡之分,不宜化约;香港政府在今秋多次提出希望以真诚对话修补撕裂,惟亦未令本港恢复平静。无论秉持任何价值,或希望香港往何方迈进,相互理解与掌握事实永远是高度文明城市解决问题的基础。
有见及此,「Stakeholders in 2047:香港未来说明书」的参与学者作为香港社会的一员,乃望以学术的客观与专业呈现香港未来主人翁对香港的想法。本年十月开始,一百多名来自不同政治光谱、岗位的香港学者组成的义务团队将会分阶段访问于2047年尚在65岁或以下的香港市民,以期了解年轻市民对三十年后他们生活的香港有何想像。在「无前设、能畅所欲言」的机制下,义务学者将访问一名与他们相互信任的年轻朋友,分享对我城过去、当下以至未来之所想,集思广益,汇聚成具建设性的前瞻思考。我们准备阅读的不单是当下的困局,亦包括对未来的祈愿。有关成果,初步将于本年十二月以不同形式发表,供当下不同的持份者作思索之用。为尽早向公众呈现香港未来主人翁的所想,这里希望先行公开义工学者欧阳佳然(香港专上学院讲师)及李国仪(香港专上学院讲师)的两篇访问成果。
(「Stakeholders in 2047:香港未来说明书」提供)
我们常常听到「香港人身分认同再创新高」之类的报道,但这些报道的内容通常都是一些quantitative research的研究结果(如港大民意调查),一些数字。但这些数字,只是告诉我们有多少人认同自己是「香港人」,却无法让我们理解什么是「香港人」。
或者我把问题问得再准确一点:
在香港人眼中,构成「香港人」这个身分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2019年爆发的反修例运动似乎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答案。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黄蓝两边的阵营,也在有意无意间,积极地定义和塑造「香港人」身分。看看网上海量文宣,无论是黄丝的「香港人,反抗!」,还是蓝丝的「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是中国人!我是护旗手」,这些口号和理念的背后,正正传递出双方阵营是如何理解「香港人」这身分。这种理解上的差距,也是让这场运动走向严重对立的其中一个原因。为了一窥「香港人」的真面目,我厚颜无耻地举手参与这个学者义工计划,并以烦过唐三藏的程度,跪求阿明(化名)答应做我的访探对象。
事实证明,唐三藏的「Only you」是有用的,我终于如愿以偿把繁忙的阿明拖出来问长问短,期望在他的故事里,找到一些可拼凑出「香港人」这个身分的碎片。
运动里的角色
阿明是我中学时的师弟,现在是一名社工。一个以自己的创作才能,协助青少年的社工。他的工作详情就不便在报告中透露,不过阿明的社工和创作之路走得颇成功,成功得让他能获大专院校和机构邀请,以嘉宾身分出席座谈会。
阿明在雨伞运动时已经走得很前,他「前线」的身分,没有随着伞运结束而一起「散场」。在2014到2019年间,他参与很多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动,也常在Facebook发文为社会种种不公义发声。这样的一个热血公民当然不会缺席反修例运动。他支持这场运动,打从很早开始,已经参与其中。当大家都把6月12日当成是这场运动的「第一天」时,阿明的「第一天」是在四月左右。他还跟我说,运动刚开始时游行规模不大,参与的人数只有几百人。
我问他,到底什么驱使他参与这场运动?他第一个反应是:「可能因为我是社工和基督徒吧。」
社工的训练和信仰的教诲,让他容忍不了自己无视不公义的事情、拒绝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我常常看见社会有很多不公平的事,而政府一直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只是亡羊补牢,例如派钱。这样子根本无助解决任何问题。后来我慢慢发现,这是制度上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政府不受人民监管,只保护既得利益者,不保护市民。在健康的社会里,公民的权利是应该受到保障,但我们的权利却得不到任何保障。要解决社会上不公平的事,就必须改变这个容许政府独裁的制度。」
但让他真正下定决心上前线的,是6‧12那天的示威:「6月12日那天给我印象最深刻,因为大家经过五年后,再一次重返夏悫道。这五年来,很多事情都没有变,人民的热情没变之外,连政府也没有变,甚至变本加厉。当时警方不停发射催泪弹,要驱散示威者。混乱中,我跟几个年轻人经太古广场,退到香港公园,我们就在香港公园观察下面的形势,看看可以怎样安全地离开。从公园可看到整条金钟道。金钟道上,一边是警察,另一边是示威者。警察施放催泪弹时,示威者害怕地逃走,但当警方停止发射催泪弹后,示威者就走回前线,重新布置好伞阵,再次站在被驱散前的位置,而那里仍然是烟雾弥漫。我当时哭了,不明白为什么民众会不断回头,不断大叫「香港人!加油!」。其实那时是很危险,前面一大班警察用盾敲打地面,示威者的装备又很简陋,所以示威者其实被烟熏得很辛苦。那时我才发现,原来香港人很勇敢,很有骨气。那个场景也鼓励了我,不应该放弃,也不应该置身事外。于是我问自己:我可以如何参与这场运动呢?因为我本身是社工,也是艺术创作者,所以我决定以自身的专长来帮忙。我跟几名社工自发地组成义务社工团队,专门帮助前线的年轻人。因为很多新闻说前线有很多年轻人没钱吃饭、被赶出家。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外展的事工,帮助年轻人。」
于是,阿明成为了运动的中坚分子。除了外展工外,他还在网上捐款、捐赠物资、运送物资、在前线做防卫工作、分享网上示威资讯、在网上支持示威者、签署网上联署,另外罢工、罢市、游行、集会、人链、拍摄记录还有采访及撰文他都做过。他甚至在深夜到警署,协助一些他认识的、被捕了的少年人,还协助他们的家人,并提供法律支援。
不信任触发反修例运动
对于这场运动的起因,阿明认为根源问题是「信任」。有人失信了,而且不止一次,让失望的市民只能上街争取原本被承诺会有的权利:「最直接的原因,我认为是中港矛盾。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得不到香港人的信任。『反送中』运动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香港人对内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所以才不想被『送中』。而这种不信任,是因为多年来一国两制没有真正落实。至少在香港人、在我们这群用家眼中,一国两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特别是近年,中央政府不断干扰香港的内政。而且他们完全没有宪法精神,只要求人民遵守《基本法》,但他们自己却可以不守《基本法》,随意释法,而且是没有后果的,他们根本不介意自己有没有遵守《基本法》行事。于是一国两制形同虚设。
比较间接的原因,是香港人对香港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一直以来,人民试图用不同方法表达对政策上的意见,但总是不被接纳。政府在施政上也只是重视既得利益者。为市民发声的artists会被封杀,企业又不能站在香港人这边。完全不容许有不同的声音。这种不满和愤怒一直累积,就像一个快要爆的炸弹。结果就是今年的『送中条例』引爆了这个炸弹。受压这么久后,反抗是很自然不过的反应。」
当问到阿明觉得这场抗争会持续多久,他叹了一口气,面上露出了疲态。他知道这会是一场长期的抗争,因为他认为没有退路,放弃抗争的话只会换来更黑暗的将来:「我当然希望这场运动能快点结束,因为真的很辛苦,压力也很大。我工作的性质是手停口停的,罢工、游行和做外展工作到夜深也会影响我的收入。但我明白到这场运动不能就此结束。我们已经没有退路,若果我们在这个关节眼上喊停,我们的结局将会更悲哀,会被算帐,会被捕,而且很多的付出也会变成白费。我们的代价太大了。所以这场运动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持续下去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想至少也会持续一年半载吧?说不定或许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运动会一直持续下去,是因为很多人都不想妥协。五年前我们输过一次了。而且很多人对将来都感到很绝望,即使我们现在放弃抗争,社会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坏。」
所以他认为这场运动不会像伞运一样轻易落幕:「在伞运时,争取不到双普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并不大。但现在,别说是普选,人们连基本的权利和自由都受到蚕食。而且这场运动爆发出来的那股气势实在是太强了,若果没有任何实质回应,整场运动不会突然平息。」
反修例运动的本质
那么,在阿明的眼中,这场修例所带来的风波,到底是场运动、暴动、还是革命?
「对我来说,三者之间的分别在于激进的程度。暴动纯粹是破坏,搞乱社会秩序;运动是在体制内寻求改变;而革命是你连体制也想去改变。所以我认为这次的运动是介乎于运动与革命之间。起码到这个阶段,民众未至于想要彻底推翻现有政权,但又不是乖乖听话的。所以我的理解是,它介乎于两者之间,并且有点模糊,不过这种模糊有个好处,就是让不同诉求的人也能进入这场运动当中。而我也不觉得这种模糊是一个大问题,大家继续一起走下去,一起探究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哪一个选项对香港最好。说白一点,就是民众到底是想要港独还是一国两制。其实要定义这是一场运动、革命还是暴动,是很主观的,视乎你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参与。不过我想真正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是在暴动,因为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出于自私的想法。例如破坏店舖,纯粹是想表达抗议,而非想抢里面的货物。所以这并不是一场暴动。」
期望能达到的目标
说到希望这场运动能达到什么目的,阿明期望能为现有的制度带来改变。
「我希望这场运动能为整个体制带来改革,无论是政府、警队,还是施政方面的。希望政府能更重视市民的意见。其实我并没有那么伟大,像一些人能牺牲自己的性命和自由去达到这个目的。我希望能在不坐监的前提下,尽力去做我能做的事。而我认为最迫切要改变的,是政制上的改革。很多问题发生,都是因为政府不需要向人民负责。即使林郑月娥想通了,为香港人服务,但下任特首也未必是站在香港人这边,特别是在香港人和中央政府有不同想法时,这个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行政长官,也有很大机会不是站在香港人这边。就算不普选行政长官,我想立法会普选也是必须的。而且中央政府也应该尊重一国两制,其实没有人想替全中国的人争取民主。我想很少人这么关心中国的事,大家最关心的始终是自己的家。回归初期其实是最接近真正的一国两制,我们河水不犯井水,这是最好的。但问题是,中央政府不会这样做。」
要达到政制上的改革,似乎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也涉及到很多的沟通、磋商和让步。要各让一步的话,阿明又接受到哪种程度的让步呢?
「其实我是接受到一个奖门人式的大和解。就是打和啊。政府应该调查警察的滥暴问题,但不用追究他们。同样地,政府也不追究任何示威者的责任。不向任何一方作出起诉,一切重新开始。」
修补社会撕裂
握手言和式的大和解当然是好,但社会在运动中已严重撕裂,我们应如何修补这样的撕裂呢?阿明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而造成今日局面的系铃人,就是政府。
「这是政府的责任,是政府造成今日的社会撕裂,而且还不断去激化这种撕裂,分化人民。建制派也是,他们非常听权力的话,见到中央喜欢强硬,见到强硬会有好处,他们就会照做,而且是歇斯底里地做。所以政府不应用人唯亲,应该广纳贤才,那些委员会不能只有建制派的人,也应该有泛民的人参与。他们应该要接受有不同的意见,而且愿意聆听不同的意见。制订政策也须符合广大市民的利益。我认为责任在政府,人民始终是没有错,因为他们的要求并不是什么自私的要求。有些人说,人民应该给政府一点时间。其实我们已经给政府有足足22年的时间了,一直以来我们太忍让了。政府应该做一些实际的事和实际的改革,来挽回市民对他们的信任。」
反修例运动为香港带来的改变
这场运动发展至今,已持续了4个多月(对阿明来说是6个多月)。除了带来社会撕裂外,还为香港带来了什么改变?
阿明认为最大的改变是公民觉醒,香港人重十「香港人」这个身分。
「这场运动其中一个最大的意义,是一个公民社会力量的觉醒。大家发现原来我们团结一起时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的。例如罢买,用各种形式去抵制一些商舖。原来我们这么做时,可以蒸发他们800亿的股值,商场也要停,地铁也要停。原来我们团结一致时,可以做到很多事。一些原本对政治冷感的人,也开始留意新闻、时事。这个都是健康的。当然还有社区的精神,很多社区的街坊会联合起来,组成不同的地区关注组,还有联合学校的组织。这正正体现了邻里互助的精神,而且是香港过往所缺乏的。很多人也觉得重新拿回『香港人』这个身分。这个身分在过往常常被diminished,被压抑,被贬低。现在我们把它拿回来,重新定义它,给它一个新的意义。」
「香港人」的身分
那在阿明的眼中,什么为之「香港人」?
「其实我觉得香港人整体也是崇尚民主和自由的。香港人在自己的地方,应该要有话语权。这个话语权,以前在港英政府年代也是没有的。或许比起现在,以前港英年代的香港人有多一点点的话语权。起码那些谘询是真谘询。但一些实质上的权力,我们其实从来也没有拥有过,就是所谓自决的权利,我们是没有的。而且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殖民统治后,我们成为了一个很特别的群族,一个跟内地人不同的群体。不能说我们很鬼佬,而且我们也不是真正的鬼佬。我认为我们是一个中西方思想也有的群族,我们一方面重视中国文化,例如强调孝道,另一方面又追求民主自由。可惜近10年、20年来,我们受到中国的影响,各方面都变得很压抑,好像什么事也一定要听内地话似的,例如大湾区。但其实我们本身更加向往的,是一个地球公民的身分。我们既有中国的思想,同时也拥抱有西方的价值,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一个中西合璧的族群。」
那么香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又应该如何保留、维持及发展它们?
「首先是法治,然后是自由及民主。要保护和发展法治,其实是需要政府的努力。法治并非单纯指不要犯罪。香港的犯罪率非常低,香港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香港人也很守法,所以政府的责任其实很大,它会不会坚守这个制度背后的精神,例如立法的程序、尊重司法独立、尊重立法会在这个宪制里的功能、尊重普选的承诺?这个法治归根究柢是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害,而不是用来限制人民的表达和自由。政府成天把法治挂在嘴边,但政府自己也应该要尊重法治的精神,不能常常搬龙门,随意释法,也不是有权就用到尽,例如随便动用《紧急法》。法治背后的精神是希望得到人民的信任,不是用法治来限制人民。守法应是出于自动自觉的。
至于保护自由的方法,就是去行使它。例如保护言论自由,我们就不应该害怕,应该更勇敢地发声。又或者是出版的自由,我们应继续创作。我们也需要教育下一代去行使这些自由。当自由遭到压迫时,我们应该要强烈地谴责这些行为。
而民主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得到很多民主。只有立法会和区议会有民主的成分。要保留本身仅有的民主的话,就应在立法会、区议会选举时,投票给会维护这些价值的候选人,并且继续表达我们对民主的渴求,继续向政府施压、争取,不放弃抗争。其实香港是一个很进步的城市,我们有一些西方的思想,人民也应该拥有、而且也已准备好拥有民主。这跟内地不同。不过我根本就没兴趣知道内地的民主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但以香港的情况来说,民主能让社会更稳定。」
香港的未来
话又说回来,既然阿明认为这场运动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未来它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我个人希望这场运动能以非暴力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其实我觉得不合作运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较激进的抗争方法固然能为商界和政府带来一点压力,但这种抗争方式并非健康,也没可持续性。我认为要有一些比较『环保』的方法,就是可以重用的抗争方式,不合作运动就是其中一种。这种方法可能比较间接,需要多人配合,也需要更长时间去准备,不像打爆商店的玻璃窗一样直接。而且不合作运动需要做一些能为政府带来最大压力的事,例如不交税呀、罢买呀、罢工等。我认为香港人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些不合作运动的成本其实不高,可惜大家对这些行动不太热中。」
未来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阿明第一个反应是问我:「你在问理想中的?或是现实中的?」
看来阿明对香港的未来真的不太乐观,以致于他认为未来的香港和他心目中的香港必然有差距。
「理想中的话,我希望香港能像回归前一样国际化。有自己的文化,而且受到尊重。其实英国人也很尊重我们,没有逼我们做英国人,没有逼我们看到英国国旗要哭。我希望香港能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自己的文化产业。社会资源分配比较公平,不是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来。弱势社群的生活可以有更多保障。我们的社会可以继续奉行资本主义,但应该有一个更加完善的福利制度和税制。人民的起居饮食也应该容易一点,房屋应该有个人的基本保障,不会再有人需要住在恶劣的环境中。人口政策也应该限制移民人数,这么小的地方,人口不应无止境似地加上去,应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之内,这样大家才能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教育可以开明一点,不要填鸭式教育,也不应只偏重传统学术的发展,应该让有不同潜质的人也能得到发展。医疗保障也要完善一点,因为人口开始老化了。医疗服务的轮候时间真的不应该这么久。安老和退休也应有更完善的保障。经济上,应多支持地区的经济和本土的产业发展,不应只偏重大企业。政府应预留更多公共的空间,或公共资源,让人民能发展一些小本经营。劳工的话,也应设有最高工时,工会的权利也应受到保障。人民能享受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在国际上有独特的地位,大家能觉得香港是一个特别的城市,人民有很高的公民质素。
至于现实嘛,就是变成大湾区啊,大湾区香港市。其实距离二次的回归2047年还有20几年,香港的未来到底会变成怎样,还要看中国的决定。我觉得香港人会继续抗争下去,不可能到2047年时,全部人都变成顺民,但继续抗争的话,香港也会耗损。到底情况是会变得愈来愈差,还是愈来愈好,这要看香港政府如何看待抗争者的诉求。而香港政府如何回应,也是看中央如何看待香港。假若中央继续坚持强硬的立场,香港的耗损将会愈来愈严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会不安定。在这场抗争里,我想我们应该可以争取到一些事,例如你看,民建联近来也突然支持《收回土地条例》呀!我想在民生上政府可能会作出一些小的退让,但大的改善,我想未必会有。虽然政策上可能会有小退让,但人民仍然会生活得很不开心,有很多的愤怒和很多的对立。而且这些会不继累积,到20年后,人民到底会变多愤怒,行动会有多激进?这个我还真的不敢想像。不过香港人跟内地人不同,香港人遗传了西方社会的一些价值观,面对不公平的事,会反抗的人比内地的多,所以即使到了2047年,香港人是不会放弃反抗的。」
结语:让身分认同像钟摆
在阿明的故事中,我看到了构成「香港人」这个身分的主要成分——中西合璧。这个特质,让阿明对自己华裔的身分很有自觉,虽曾受过英国管治,却始终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但同时又无法与住在大陆的华裔民众产生共鸣。这让阿明意识到「香港人」是特别的:不是英国人,也不是中国人,只能以「香港人」来形容这种两边都不是的状态。这个身分,就像一国两制一样,在一个小小的地方里,同时并存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最后成形出「香港」这个城市来。
话说回来,「香港人」这个身分认同,似乎「自古以来」也是在抗争中建立的。记得我双亲(到2047年时他们在社会上就没有stake了)自小教导我是一个「中国香港人」。在他们眼中,英国政府虽然把他们照顾得很好,但他们总认为「英国人亡我大中华之心不死」。一有时间就对还在念小学、连乘数表也没背得好的我说:
「英国总是在自己殖民地上埋下一些矛盾,让这些殖民地回归后变得动盪。」在英治年代,我的双亲也看到很多社会的不公义:「很多英国人能在香港爬到很高的位置,纯粹因为他们是英国人,其实他们一点才能也没有。」还有利益的输送:「你以为英国人建地铁是为香港人好吗?车厢、路轨甚至是阶砖也要向英国购买,他们只不过是想掏空香港人的库房来自肥而已。」所以他们喜欢一切亲华的港督,对彭定康这位末代港督,他们由肥彭上任那一天起,一直骂他骂到2019年的今天。他们常向我强调中国人的身分,但又发现自己跟乡下的亲戚很不同,所以只好告诉我:「我们是中国香港人。」
在我看来,他们不认同自己是「英国人」,就像今天我们强调自己「不是中国人」一样,是出于对强权、对社会不公的反弹,继而产生出一种「我不是××人,我是香港人」的自觉。
这种于长期抗争中(由英治时期到回归以后)产生出来的身分认同,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在不受压时,钟摆能在两边自由摆动:可以在高呼「中国很好」的同时,拥抱西方的价值观,但当受到压迫时,钟摆就会侧向一边。至于侧向哪一边,就看当事人认为自己是受到中国政府压迫还是西方世界压迫了。所以黄营和蓝营的文宣着眼点也是很不一样的:黄营强调「香港人」及「世界公民」的身分,借此来与「中国人」这个身分和势力抗衡;而蓝营则以「中国人」的身分及「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来强调香港不再属于英国或世界的。这种理解上的差距,让很多黄丝跟蓝丝沟通时很崩溃,也让很多蓝丝质问黄丝为何如此大逆不道。
或许,让钟摆不侧向任何一边,继续摇摆,是一件对大家都好的事。但这就像香港的「一国两制」一样,要达到完美的平衡(或起码是不让两边都爆发的平衡),需要很高的智慧。问题是,香港政府有没有能力、中央政府有没有意愿去达到这种平衡呢?
好吧,我承认这个问题很蠢。
如果会的话,我2019年的暑假回忆,就不会只馀下催泪弹和那个从高楼堕下的黄色身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