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环集会后百人鼓譟 防暴警持枪戒备驱散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近一万人昨晚在中环参加感恩节集会,活动结束后,有学生疑因藏有攻击性武器,遭警员截查拘捕,引起其他人不满,约百多人鼓譟及一度走出马路,防暴警赶至增援,劝令人群散去。

中环及尖沙嘴昨晚分别举行三个集会,其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的感恩节集会,警方称高峰时约有九千六百人参加,人群在场内唱歌及叫口号,至昨晚十时许集会结束,人群相继离开时,有防暴警在附近截查可疑人,以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拘捕一名疑藏有雷射笔的青年,他报称是学生。

「和你唱」后八人涉刑毁就逮

有示威者不满警方拘捕青年,约百多人鼓譟,并大声斥骂,防警员在遮打道及雪厂街交界戒备,随后所有警员登上旅游巴或冲锋车离开,示威者见状走出马路,佔据德辅道中及毕打街交界,又在附近游走,其间有日本连锁食肆落闸,防暴警及后折返,在干诺道中交易广场对开持长枪戒备,劝令人群返回行人路,群众转往行人天桥上叫嚣,防暴警随即走上天桥作出驱散,人群随后散去。

另外,示威者前晚在多区商场参与「和你唱」和平示威后,马鞍山广场有四间店铺遭人以喷漆涂鸦,防暴警员经调查后,在马鞍山海滨长廊拘捕八名涉嫌刑事毁坏青少年,包括七男一女,年龄介乎十二至十七岁,当中两名分别十二及十三岁少年,更被发现身上分别藏有一把剪刀、一个扳手及六合匙,故此两人亦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

近月示威浪潮下,交通灯屡被破坏,运输署昨称自六月以来,全港共有约七百三十组交通灯被破坏,至今约八十组交通灯仍在抢修,希望下周内修复约四成未恢复运作的交通灯。

联合国秘书长说以色列定居点活动违反国际法

新华社联合国11月27日电(记者徐晓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日表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的犹太人定居点没有法律效力,以定居点活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当天举行会议,纪念11月29日“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维奥蒂代古特雷斯出席会议并宣读致辞。古特雷斯说,巴以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棘手挑战之一。过去一年,这一问题的解决毫无进展,且形势不断恶化。他强调,非法修建犹太人定居点、强拆巴勒斯坦人住房等活动必须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以色列平民发射的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也必须停止。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会上宣读了巴总统阿巴斯的致辞。阿巴斯批评美国政府近来否认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违法的表态。他说,这一表态鼓励以色列将其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永久化,这证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不具备作为调解方的资格。他呼吁国际社会拒绝承认以色列非法修建的定居点。

第74届联大主席穆罕默德-班迪在讲话中强调,对中东地区的巴勒斯坦难民应给予充足的人道支持。他呼吁加大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助,支持它继续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教育、医疗等方面援助。

1977年,联大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1月29日定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以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

定居点问题是巴以问题症结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开始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国际社会认为所有的犹太人定居点都属非法,并对中东实现和平构成威胁。本月1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政府不再认为以色列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不符合国际法”。

欧盟或就英欧贸易谈判现内部分歧 欧理会吁团结

据英国《卫报》28日报道,即将就任欧盟理事会主席的米歇尔(Charles Michel)表示,欧盟已为英国脱欧的下一阶段做好准备,但在与英国的贸易谈判中,欧盟内部可能出现更大的分歧。欧盟将不得不“再次非常努力地工作”,以保持团结。

资料图:欧盟或就英欧贸易谈判现内部分歧\美联社

曾经担任波兰总理的图斯克将于12月1日卸下欧洲理事会主席一职。该职位将由前比利时首相米歇尔接任。报道称,米歇尔的第一个重要时刻是,于12月12日至13日主持欧盟峰会,届时英国还将举行大选。

米歇尔表示,他希望这次选举能让英国明确是否会批准脱欧协议。如果英国在2020年1月31日脱欧,双方将立即展开为期11个月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我们也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统一市场的完整、公平竞争的环境和《贝尔法斯特协议》。”

他表示,欧盟将不得不“再次非常努力地工作”,以保持团结,尤其在各国与英国拥有不同经济关系的情况下。“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状况,存在着分歧的风险。但如果我们采用同样透明的工作方式,这是保持团结的最佳保证。”

据报道,米歇尔拒绝预测,英欧双方能否在11个月内达成贸易协议。

新华国际时评:关于“冷战”,默克尔说了句大实话

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警告欧洲不要对中国采取孤立、隔离的态度。她认为,孤立和隔离这种“冷战”时代的做法,不适用于处理今天的对华关系。

资料图:德国总理默克尔\法新社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势力出于各自政治目的不断鼓吹兜售“孤立”“冷战”等概念。欧洲这个曾经的冷战前沿,对冷战的危害记忆犹新。理性的人们,自然会对冷战思维卷土重来感到反感。默克尔说的大实话,是对历史教训的理性反思,反映了欧洲大多数人的看法。

对冷战和对抗思维的反感与批判,不仅仅出现在欧洲,而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长时间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相互融合越发深入,包括欧洲和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从中受益。一些鼓吹冷战思维的政治势力,逆大势而行,试图撕裂这种融合进程。

冷战思维要把世界割裂成彼此对立的阵营,并强迫他国选边站队。对于这种做法,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反感。对鼓吹所谓经济、科技“脱钩”,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脱离现实。

今天的中国,经济稳健前行,开放持续深化,是任何希望持续发展的国家不愿放弃的合作伙伴。频繁访华的默克尔,“每年至少访问一次中国”的马克龙,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大利,深入发展的“17+1”合作机制,无不表明欧洲人希望深化对华务实合作。当前欧洲经济活力不足,面临来自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打压,发展对华互利合作是符合欧洲利益的务实之举。一些抱持“冷战思维”、煽动“中国威胁”的势力,定然阻挡不了这种带来共赢的合作。

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是时代潮流、人心所向。鼓吹“孤立”“脱钩”,企图搅动冷战沉渣,只会被时代抛弃,进入历史的垃圾堆。

瑞士联邦委员:对瑞中经贸关系保持乐观

瑞士联邦委员兼经济教育科研部长帕默林近日撰文指出,多年来,瑞中友好不断深化、发展并涵盖了一系列划时代的合作领域。双方贸易与投资额达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水平,去年瑞士企业对中国出口商品近300亿瑞士法郎(简称瑞郎)。至2017年底瑞在华投资超过220亿瑞郎。他表示,就近年来的发展情况看,人们可以对瑞中经贸关系保持乐观,因为这种关系将继续发展并更加多样化。

瑞士主流媒体《世界周报》近日推出中国特刊,瑞各界名人纷纷在此刊文,从不同视角看新中国七十年。帕默林在该专栏发表的文章中作出上述表示。

“瑞士很早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使瑞中关系保持了坚实的信任基础。我将这种关系称为友好关系。”帕默林表示,瑞士是欧洲大陆上首个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的国家,两国在超过三十个领域进行了充满开放、信任以及尊重的对话。

帕默林指出,瑞中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是2014年两国央行签署货币协定。这项协定使人民币跨境交易成为可能。此外,这也为两年后瑞士建设人民币枢纽奠定了基础。迄今为止已有两家中国的银行在瑞士开设分行,其中一家负责瑞士境内人民币交易结算。这使瑞士企业省掉了通过美元或通过其他金融市场进行结算的弯路。

“我国与中国的关系逐渐覆盖多个领域,包含抗灾、文化物品交流乃至人权对话。在很多领域两国有着较为紧密的交流。”帕默林表示,在经济领域,两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金融问题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问题的对话明显得到加强,这些对话见证了中国经济在加入世贸组织过程中所经历的深刻变革。在降低关税之外,这一改革的推进也促进了对来自瑞士的商品及服务的需求。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已经成为强有力的参与者与竞争者。

他同时指出,在此期间,双方贸易与投资数额也达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水平,去年瑞士企业对中国出口商品近300亿瑞郎。至2017年底瑞在华投资超过220亿瑞郎。瑞中自贸协定对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五年前该协定生效,并引领两国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双方企业均享受到协定带来的低关税优势。

“关于瑞士以及瑞中经贸关系,我认为就近年来发展情况来看,我们可以保持乐观,因为这种关系将继续发展并更加多样化。”帕默林最后借用体育界的行话来形容他对这一关系的理解:“对我来说,‘竞争’意味着将竞争对手同时视作伙伴,可以向他学习并一直予以关注。”

美韩第三轮军费分摊谈判破裂 美军要价高分歧严重

美国与韩国就第11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协定的第三轮谈判18日在韩国启动,19日因双方分歧严重而破裂。

韩联社报道,继前一天会议后,韩方首席代表宋恩博和美方首席代表詹姆斯·德哈特19日10时继续举行闭门会议,原定持续至17时。然而,美方代表1个小时后匆忙离场,表明第三轮谈判破裂。

德哈特随后向媒体证实,韩方“报价”与美方“要价”之间差距太大,“所以我们缩短谈判时间,以便韩方有更多时间重新考虑”,希望韩方能够在下一轮谈判中重新报价。

宋恩博19日告诉媒体记者,韩美双方分歧严重,“韩方将继续耐心地寻求达成新协定”。

美国自1953年以来在韩国派驻军队,现有大约2.85万人。双方1991年至今先后签署10份美军费用分摊协定。第10份协定今年3月签订,将在12月31日到期。围绕第11份协定经过3轮谈判仍无成果,预期双方将尽快投入第四轮谈判。

多家媒体先前报道,美方要求韩方每年承担将近50亿美元费用,是今年的5倍多,让韩方难以接受。依据第10份协定,韩方2019年分摊1.04万亿韩元(约合8.94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8.2%。

韩国多个民间团体18日在首都首尔街头举行集会,抗议美方施压韩方提高军费分摊比例,“敲诈(韩国)纳税人的钱”

美拟取消对伊朗部分制裁豁免令

据美联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表示,伊朗核反应堆重水存量已超过核协议所定的130吨上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8日表示,美方将取消向伊朗实施的其中一项制裁豁免令,禁止外国企业与伊朗民用核企业有生意往来。

蓬佩奥称,12月15日将取消对伊朗一度保密的福尔道设施点的豁免。伊朗最近宣布,将在这个戒备森严的设施内恢复铀浓缩活动。

IAEA在17日的报告中证实,伊朗的重水生产工厂已经复工,该国的重水储量达到131.5吨,超过了130吨的最高上限。

重水可用作核反应堆的慢化剂和冷却剂,也可用于武器级核燃料钚的生产过程。2015年的伊核协议要求伊朗停止位于阿拉克的重水反应堆建设,对反应堆进行改造。

蓬佩奥将伊朗在福尔多核设施的最新活动称为“核勒索”,警告伊朗继续“核勒索”将导致该国从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被全世界孤立”。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上周宣布提高汽油价格,引发了全国性示威游行。

本月6日,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向位于福尔多核设施的1044台离心机注入铀气;该国原子能组织官员随后表示将重启丰度为5%的铀浓缩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单方面宣布退出在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但向部分企业实施90日豁免令,将于下月15日到期。

在情报机构工作体验如何?法国最神秘部门透露“天机”

间谍是如何被招聘的,他们从哪里来,以及他们有何使命?不泄露任何信息是情报官员的必要素质,但是在巴黎警察总局发生悲剧后,法国国内安全总局(DGSI)和法国境外安全总局(DGSE)工作人员破例接受了《巴黎人报》的采访,透露了这些“机密”。考虑到安全因素,所有工作人员名字都是化名。

资料图片。(图片来源:巴黎科学与工业城官网)

据法新社报道,近年来,为了满足学生尽义务报国的心愿和配合国家的需要,法国大学设立了愈来愈多安全与情报专业科系及相关课程。比如2016年,巴黎索邦大学设立了武装冲突鉴定专业硕士研究班。

法国前境外安全总局行政总管夏尔·莫罗(Charles Moreau)指出,法国遭受恐袭之后,该局“经常接到大批自发性的求职信,一年大约接到3000封履历表”, 他说:“专家到大学讲课时,梯形大教室里坐得满满的,我们可以感觉到年轻人对课程内容很感兴趣。”

莫罗介绍说:法国境外安全总局为了吸引名牌工程师学院的学生,“刚毕业的新手每月可有2000至3000欧元净薪”。

而从受访者,我们可以看出法国安全总局职位的多样性。法国国内安全总局(DGSI)和法国境外安全总局(DGSE)招聘的职位包括 “暗网”分析师、心理学家、口译员、防止网络入侵专员和通信专家等,覆盖多领域。未来5年,法国境外安全总局(DGSE)人员编制将增加700名,而法国国内安全总局(DGSI)将扩招1200名以上。

“每次袭击都意味着是沉重的任务”——Clément,30岁,反恐分析师

“经济与政治学专业毕业后,我在一家大型私营安全防务公司工作,担任地缘政治分析师。后来,我在2016年底进入法国国内安全总局工作。

我在法国国内安全总局司法侦查调查组担任分析师,在反恐行动中向调查人员提供背景信息。例如,如果我们正在调查叙利亚城市中的圣战组织,我要向同事们提供当地发生过的战争,在当地会遇到什么人等相关情况。这些资料有的来自公开信息,有的来自法国其他情报部门。

有时,从一点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最终可以控制一名危险人物。那时,我感到自己参与保卫了国家。

纵观情报局日常工作,每次调查法国袭击案或者侵犯法国海外利益的案件都是沉重而艰巨的任务。”

不能在他人面前显示自己的洞察力”——Marion, 40岁,法国境外安全总局,前中东事务人事专员(officier-traitant)

“在获得国际关系大学学位后,我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法国境外安全总局工作,担任分析师。我曾是地缘政治研究员。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我被派往中东负责搜集情报。

由法国境外安全总局总部给我发送情报目标,然后,我的主要任务是锁定那些可能会对我们有利的人,联系并说服他们与我们合作。为了完成这类任务,我们必须要有同理心,要做到真的对人们感兴趣。当然,给钱是一种手段,但仅仅这种方式还远远达不到目的。

在培训中,我们会学习一些技巧,比如如何藏身和跟踪。训练结束之后,我们会执行一次实际任务。一旦我们开始执行任务,就必须变得自主、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拥有强大的适应能力。但是我不敢评价自己是否勇敢,危险评估是上级的事儿,我从未感到自己置身危险中。

开始执行任务后,我们要断了和国内所有联系。平时,当身边有人谈论起工作时,我们也要表现得轻描淡写。此外,我们也不能显示自己对时事敏锐的洞察力。”

“任何事情都值得引起注意”——Léa, 30岁,法国国内安全总局汉语语言分析师

“我在反经济干预部门工作,任务是保护法国科学、经济和技术产业。我的工作是通过公开信息对自然人或法人进行调查,就是说要通过公众都能接触到的新闻报道文章、商业法院档案以及社交网络来调查。

我们能够搜集到有关私人或职业生活、财务数据以及人脉等讯息。总之,任何事情都值得引起注意。在法国国内安全总局总部工作时,我们会关注一些不动产持有信息,例如,法国境内敏感企业如何与境外企业往来,这涉及到企业的资本进入、合并、合伙等。

市场经济机制并非问题所在,但法国国内安全总局要确保这些交易不会涉及不正当技术或知识产权诈骗项目,这些项目可能会损害法国利益。

我先是读了应用外语汉语专业,然后在国立巴黎工艺技术学院学习过。毕业之后,我到法国国内安全总局工作,做这个职业确实有些限制,例如,我不能去中国旅行。”

“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我在哪工作”——Sandra, 25岁,IT工程师,法国境外安全总局技术处团队负责人

“两年半以前,我被聘为开发人员,现在团队共有7个人,我是队长。我们负责开发分析使用的应用程序。总的来说,我们帮助处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或将成为情报来源。

在鲁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我被法国境外安全总局看中,比起为企业股东工作,我更喜欢为自己的国家效力。而且,与用户直接联系也挺有趣。

当然从事这个职业也有缺点,工作时间我得与世隔绝。为了保证信息的安全,我不能上网。我和其他人说我只是国防部的计算机编程员,这样就不会引起他人太多疑问。其实,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我真正在哪工作。”

“我并不符合人们对间谍的幻想”——Manon, 30岁,法国国内安全总局防止核武器扩散分析师

“我们部门负责侦查国外势力获取核武、化武或弹道武器制造材料的信息。相关调查是有难度的:实际购买者会掩盖其真实身份,而且产品往有分民用和军用双重用途,例如碳纤维可以用于制造自行车车架,也可以用于制造离心机(用于浓缩核燃料)。

有一次,我们发现一家公司生产的凉鞋中含有一种化学武器所需材料。因此,我们必须锁定相关公司,与之联系并与他们的经理建立可靠的关系,以便他们在遇到可疑订单时及时与我们联系。

每年,法国国内安全总局对超过1400多家法国公司进行调查。我们还必须秘密招募工作人员,提供消息的人不一定知道我们是谁。我身边只有三个人了解我的工作性质。

对外,我只说自己在巴黎内政部工作。我不感到沮丧,也不需要公开获得赞赏和奖励。另外,我并不符合人们对间谍的幻想,穿着雨衣,戴着帽子…但是我热爱我的工作。“

“我只说自己在高等军事学院工作”——Samir,40岁,法国境外安全总局行政部门翻译

“大学时,我的专业是阿拉伯语翻译。在国防部任职后,我申请了法国境外安全总局的职位。我的同事负责的是阿拉伯语口译工作,而我负责笔译工作,有时需要文学性和技术性较强的翻译能力。

如果有人问我做什么工作,我总是含糊其辞,说自己在高等军事学院工作。我的工作时间也很规律,除非遇到一些重大危机,例如劫持人质。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做好夜以继日工作的准备。”

“我们的对手太活跃”——Julien, 34岁,法国国内安全总局网络安全防御专家

“一旦我们发现大规模疑似针对法国的网络攻击迹象,就会展开调查。网络攻击可以远程进行,也可以在法国国内进行。这是一个国家试图进行工业、技术或金融间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的目标有很多:使馆、领事馆、大企业,以及那些会接触到重要资源可能会让其他国家感兴趣的人,例如,一些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或记者。

不过,我们面临的对手太活跃,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充满激情、创造力和想象力。我不知道最近几年网络攻击现象是否越来越多。但是如今,技术越来越复杂。

这个职业的缺点?大概是不能和家人分享和分担自己的喜悦和失败吧。”

“我们要面对的是棘手的现实问题”——Adrien, 26岁,法国境外安全总局密码学专家

“我是数学专业,密码学方向的毕业生,一开始在航空航天工业领域工作。之后经过法国境外安全总局的面试,通过逻辑和心理测试,进入法国境外安全总局工作。在初中最后一年,我读了一本关于密码的历史书,从此就爱上了密码学。密码学这个专业包括解密和加密身份验证系统以及通信方式安全性。

我们的工作内容有时非常敏感,但我们只了解大体的背景情况:例如,反恐、反间谍或防止核武器扩散。这里的工作与私营企业截然不同,我们要面对的是棘手的现实问题,与我们打交道的是情报局同事,而不是客户,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失误或成功都可能造成非常重要的后果。

有时,我们面临的困境就是对正在处理的问题缺乏全面了解。此外,我们不可能与伴侣详细谈论工作。不过我是例外,因为我和伴侣是同事关系。”

中国政府任命首任欧洲事务特别代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为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加强各领域交流和务实互利合作,中国政府决定设立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并任命吴红波大使担任首任特别代表。

新华社报道,耿爽说,吴红波大使是资深外交官,熟悉欧洲地区事务,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驻德国、菲律宾大使等职。他将协助外交部协调处理涉欧事务,推动中欧高层交往,参与中欧各领域重要交流合作,为深化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不懈努力。

在回答关于中方为何此时设立欧洲事务特别代表的提问时,耿爽说,中欧作为世界上两支重要力量,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方面拥有重要共识和广泛共同利益。设立中国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有助于双方加强沟通、协调合作,深化互信、创新进取,共同推动中欧关系在新时期取得更大发展。

什么人访问什么人:到底什么是「香港人」?

2019年的香港充满伤痛,任何关心香港的持份者都急于为香港寻求出路。百万计市民过百日的示威活动中归纳出「五大诉求」,但当中对未来的想像却有浓淡之分,不宜化约;香港政府在今秋多次提出希望以真诚对话修补撕裂,惟亦未令本港恢复平静。无论秉持任何价值,或希望香港往何方迈进,相互理解与掌握事实永远是高度文明城市解决问题的基础。
有见及此,「Stakeholders in 2047:香港未来说明书」的参与学者作为香港社会的一员,乃望以学术的客观与专业呈现香港未来主人翁对香港的想法。本年十月开始,一百多名来自不同政治光谱、岗位的香港学者组成的义务团队将会分阶段访问于2047年尚在65岁或以下的香港市民,以期了解年轻市民对三十年后他们生活的香港有何想像。在「无前设、能畅所欲言」的机制下,义务学者将访问一名与他们相互信任的年轻朋友,分享对我城过去、当下以至未来之所想,集思广益,汇聚成具建设性的前瞻思考。我们准备阅读的不单是当下的困局,亦包括对未来的祈愿。有关成果,初步将于本年十二月以不同形式发表,供当下不同的持份者作思索之用。为尽早向公众呈现香港未来主人翁的所想,这里希望先行公开义工学者欧阳佳然(香港专上学院讲师)及李国仪(香港专上学院讲师)的两篇访问成果。
(「Stakeholders in 2047:香港未来说明书」提供)
我们常常听到「香港人身分认同再创新高」之类的报道,但这些报道的内容通常都是一些quantitative research的研究结果(如港大民意调查),一些数字。但这些数字,只是告诉我们有多少人认同自己是「香港人」,却无法让我们理解什么是「香港人」。
或者我把问题问得再准确一点:
在香港人眼中,构成「香港人」这个身分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2019年爆发的反修例运动似乎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答案。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黄蓝两边的阵营,也在有意无意间,积极地定义和塑造「香港人」身分。看看网上海量文宣,无论是黄丝的「香港人,反抗!」,还是蓝丝的「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是中国人!我是护旗手」,这些口号和理念的背后,正正传递出双方阵营是如何理解「香港人」这身分。这种理解上的差距,也是让这场运动走向严重对立的其中一个原因。为了一窥「香港人」的真面目,我厚颜无耻地举手参与这个学者义工计划,并以烦过唐三藏的程度,跪求阿明(化名)答应做我的访探对象。
事实证明,唐三藏的「Only you」是有用的,我终于如愿以偿把繁忙的阿明拖出来问长问短,期望在他的故事里,找到一些可拼凑出「香港人」这个身分的碎片。
运动里的角色
阿明是我中学时的师弟,现在是一名社工。一个以自己的创作才能,协助青少年的社工。他的工作详情就不便在报告中透露,不过阿明的社工和创作之路走得颇成功,成功得让他能获大专院校和机构邀请,以嘉宾身分出席座谈会。
阿明在雨伞运动时已经走得很前,他「前线」的身分,没有随着伞运结束而一起「散场」。在2014到2019年间,他参与很多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动,也常在Facebook发文为社会种种不公义发声。这样的一个热血公民当然不会缺席反修例运动。他支持这场运动,打从很早开始,已经参与其中。当大家都把6月12日当成是这场运动的「第一天」时,阿明的「第一天」是在四月左右。他还跟我说,运动刚开始时游行规模不大,参与的人数只有几百人。
我问他,到底什么驱使他参与这场运动?他第一个反应是:「可能因为我是社工和基督徒吧。」
社工的训练和信仰的教诲,让他容忍不了自己无视不公义的事情、拒绝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我常常看见社会有很多不公平的事,而政府一直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只是亡羊补牢,例如派钱。这样子根本无助解决任何问题。后来我慢慢发现,这是制度上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政府不受人民监管,只保护既得利益者,不保护市民。在健康的社会里,公民的权利是应该受到保障,但我们的权利却得不到任何保障。要解决社会上不公平的事,就必须改变这个容许政府独裁的制度。」
但让他真正下定决心上前线的,是6‧12那天的示威:「6月12日那天给我印象最深刻,因为大家经过五年后,再一次重返夏悫道。这五年来,很多事情都没有变,人民的热情没变之外,连政府也没有变,甚至变本加厉。当时警方不停发射催泪弹,要驱散示威者。混乱中,我跟几个年轻人经太古广场,退到香港公园,我们就在香港公园观察下面的形势,看看可以怎样安全地离开。从公园可看到整条金钟道。金钟道上,一边是警察,另一边是示威者。警察施放催泪弹时,示威者害怕地逃走,但当警方停止发射催泪弹后,示威者就走回前线,重新布置好伞阵,再次站在被驱散前的位置,而那里仍然是烟雾弥漫。我当时哭了,不明白为什么民众会不断回头,不断大叫「香港人!加油!」。其实那时是很危险,前面一大班警察用盾敲打地面,示威者的装备又很简陋,所以示威者其实被烟熏得很辛苦。那时我才发现,原来香港人很勇敢,很有骨气。那个场景也鼓励了我,不应该放弃,也不应该置身事外。于是我问自己:我可以如何参与这场运动呢?因为我本身是社工,也是艺术创作者,所以我决定以自身的专长来帮忙。我跟几名社工自发地组成义务社工团队,专门帮助前线的年轻人。因为很多新闻说前线有很多年轻人没钱吃饭、被赶出家。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外展的事工,帮助年轻人。」
于是,阿明成为了运动的中坚分子。除了外展工外,他还在网上捐款、捐赠物资、运送物资、在前线做防卫工作、分享网上示威资讯、在网上支持示威者、签署网上联署,另外罢工、罢市、游行、集会、人链、拍摄记录还有采访及撰文他都做过。他甚至在深夜到警署,协助一些他认识的、被捕了的少年人,还协助他们的家人,并提供法律支援。
不信任触发反修例运动
对于这场运动的起因,阿明认为根源问题是「信任」。有人失信了,而且不止一次,让失望的市民只能上街争取原本被承诺会有的权利:「最直接的原因,我认为是中港矛盾。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得不到香港人的信任。『反送中』运动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香港人对内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所以才不想被『送中』。而这种不信任,是因为多年来一国两制没有真正落实。至少在香港人、在我们这群用家眼中,一国两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特别是近年,中央政府不断干扰香港的内政。而且他们完全没有宪法精神,只要求人民遵守《基本法》,但他们自己却可以不守《基本法》,随意释法,而且是没有后果的,他们根本不介意自己有没有遵守《基本法》行事。于是一国两制形同虚设。
比较间接的原因,是香港人对香港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一直以来,人民试图用不同方法表达对政策上的意见,但总是不被接纳。政府在施政上也只是重视既得利益者。为市民发声的artists会被封杀,企业又不能站在香港人这边。完全不容许有不同的声音。这种不满和愤怒一直累积,就像一个快要爆的炸弹。结果就是今年的『送中条例』引爆了这个炸弹。受压这么久后,反抗是很自然不过的反应。」
当问到阿明觉得这场抗争会持续多久,他叹了一口气,面上露出了疲态。他知道这会是一场长期的抗争,因为他认为没有退路,放弃抗争的话只会换来更黑暗的将来:「我当然希望这场运动能快点结束,因为真的很辛苦,压力也很大。我工作的性质是手停口停的,罢工、游行和做外展工作到夜深也会影响我的收入。但我明白到这场运动不能就此结束。我们已经没有退路,若果我们在这个关节眼上喊停,我们的结局将会更悲哀,会被算帐,会被捕,而且很多的付出也会变成白费。我们的代价太大了。所以这场运动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持续下去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想至少也会持续一年半载吧?说不定或许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运动会一直持续下去,是因为很多人都不想妥协。五年前我们输过一次了。而且很多人对将来都感到很绝望,即使我们现在放弃抗争,社会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坏。」
所以他认为这场运动不会像伞运一样轻易落幕:「在伞运时,争取不到双普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并不大。但现在,别说是普选,人们连基本的权利和自由都受到蚕食。而且这场运动爆发出来的那股气势实在是太强了,若果没有任何实质回应,整场运动不会突然平息。」
反修例运动的本质
那么,在阿明的眼中,这场修例所带来的风波,到底是场运动、暴动、还是革命?
「对我来说,三者之间的分别在于激进的程度。暴动纯粹是破坏,搞乱社会秩序;运动是在体制内寻求改变;而革命是你连体制也想去改变。所以我认为这次的运动是介乎于运动与革命之间。起码到这个阶段,民众未至于想要彻底推翻现有政权,但又不是乖乖听话的。所以我的理解是,它介乎于两者之间,并且有点模糊,不过这种模糊有个好处,就是让不同诉求的人也能进入这场运动当中。而我也不觉得这种模糊是一个大问题,大家继续一起走下去,一起探究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哪一个选项对香港最好。说白一点,就是民众到底是想要港独还是一国两制。其实要定义这是一场运动、革命还是暴动,是很主观的,视乎你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参与。不过我想真正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是在暴动,因为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出于自私的想法。例如破坏店舖,纯粹是想表达抗议,而非想抢里面的货物。所以这并不是一场暴动。」
期望能达到的目标
说到希望这场运动能达到什么目的,阿明期望能为现有的制度带来改变。
「我希望这场运动能为整个体制带来改革,无论是政府、警队,还是施政方面的。希望政府能更重视市民的意见。其实我并没有那么伟大,像一些人能牺牲自己的性命和自由去达到这个目的。我希望能在不坐监的前提下,尽力去做我能做的事。而我认为最迫切要改变的,是政制上的改革。很多问题发生,都是因为政府不需要向人民负责。即使林郑月娥想通了,为香港人服务,但下任特首也未必是站在香港人这边,特别是在香港人和中央政府有不同想法时,这个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行政长官,也有很大机会不是站在香港人这边。就算不普选行政长官,我想立法会普选也是必须的。而且中央政府也应该尊重一国两制,其实没有人想替全中国的人争取民主。我想很少人这么关心中国的事,大家最关心的始终是自己的家。回归初期其实是最接近真正的一国两制,我们河水不犯井水,这是最好的。但问题是,中央政府不会这样做。」
要达到政制上的改革,似乎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也涉及到很多的沟通、磋商和让步。要各让一步的话,阿明又接受到哪种程度的让步呢?
「其实我是接受到一个奖门人式的大和解。就是打和啊。政府应该调查警察的滥暴问题,但不用追究他们。同样地,政府也不追究任何示威者的责任。不向任何一方作出起诉,一切重新开始。」
修补社会撕裂
握手言和式的大和解当然是好,但社会在运动中已严重撕裂,我们应如何修补这样的撕裂呢?阿明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而造成今日局面的系铃人,就是政府。
「这是政府的责任,是政府造成今日的社会撕裂,而且还不断去激化这种撕裂,分化人民。建制派也是,他们非常听权力的话,见到中央喜欢强硬,见到强硬会有好处,他们就会照做,而且是歇斯底里地做。所以政府不应用人唯亲,应该广纳贤才,那些委员会不能只有建制派的人,也应该有泛民的人参与。他们应该要接受有不同的意见,而且愿意聆听不同的意见。制订政策也须符合广大市民的利益。我认为责任在政府,人民始终是没有错,因为他们的要求并不是什么自私的要求。有些人说,人民应该给政府一点时间。其实我们已经给政府有足足22年的时间了,一直以来我们太忍让了。政府应该做一些实际的事和实际的改革,来挽回市民对他们的信任。」
反修例运动为香港带来的改变
这场运动发展至今,已持续了4个多月(对阿明来说是6个多月)。除了带来社会撕裂外,还为香港带来了什么改变?
阿明认为最大的改变是公民觉醒,香港人重十「香港人」这个身分。
「这场运动其中一个最大的意义,是一个公民社会力量的觉醒。大家发现原来我们团结一起时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的。例如罢买,用各种形式去抵制一些商舖。原来我们这么做时,可以蒸发他们800亿的股值,商场也要停,地铁也要停。原来我们团结一致时,可以做到很多事。一些原本对政治冷感的人,也开始留意新闻、时事。这个都是健康的。当然还有社区的精神,很多社区的街坊会联合起来,组成不同的地区关注组,还有联合学校的组织。这正正体现了邻里互助的精神,而且是香港过往所缺乏的。很多人也觉得重新拿回『香港人』这个身分。这个身分在过往常常被diminished,被压抑,被贬低。现在我们把它拿回来,重新定义它,给它一个新的意义。」
「香港人」的身分
那在阿明的眼中,什么为之「香港人」?
「其实我觉得香港人整体也是崇尚民主和自由的。香港人在自己的地方,应该要有话语权。这个话语权,以前在港英政府年代也是没有的。或许比起现在,以前港英年代的香港人有多一点点的话语权。起码那些谘询是真谘询。但一些实质上的权力,我们其实从来也没有拥有过,就是所谓自决的权利,我们是没有的。而且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殖民统治后,我们成为了一个很特别的群族,一个跟内地人不同的群体。不能说我们很鬼佬,而且我们也不是真正的鬼佬。我认为我们是一个中西方思想也有的群族,我们一方面重视中国文化,例如强调孝道,另一方面又追求民主自由。可惜近10年、20年来,我们受到中国的影响,各方面都变得很压抑,好像什么事也一定要听内地话似的,例如大湾区。但其实我们本身更加向往的,是一个地球公民的身分。我们既有中国的思想,同时也拥抱有西方的价值,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一个中西合璧的族群。」
那么香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又应该如何保留、维持及发展它们?
「首先是法治,然后是自由及民主。要保护和发展法治,其实是需要政府的努力。法治并非单纯指不要犯罪。香港的犯罪率非常低,香港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香港人也很守法,所以政府的责任其实很大,它会不会坚守这个制度背后的精神,例如立法的程序、尊重司法独立、尊重立法会在这个宪制里的功能、尊重普选的承诺?这个法治归根究柢是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害,而不是用来限制人民的表达和自由。政府成天把法治挂在嘴边,但政府自己也应该要尊重法治的精神,不能常常搬龙门,随意释法,也不是有权就用到尽,例如随便动用《紧急法》。法治背后的精神是希望得到人民的信任,不是用法治来限制人民。守法应是出于自动自觉的。
至于保护自由的方法,就是去行使它。例如保护言论自由,我们就不应该害怕,应该更勇敢地发声。又或者是出版的自由,我们应继续创作。我们也需要教育下一代去行使这些自由。当自由遭到压迫时,我们应该要强烈地谴责这些行为。
而民主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得到很多民主。只有立法会和区议会有民主的成分。要保留本身仅有的民主的话,就应在立法会、区议会选举时,投票给会维护这些价值的候选人,并且继续表达我们对民主的渴求,继续向政府施压、争取,不放弃抗争。其实香港是一个很进步的城市,我们有一些西方的思想,人民也应该拥有、而且也已准备好拥有民主。这跟内地不同。不过我根本就没兴趣知道内地的民主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但以香港的情况来说,民主能让社会更稳定。」
香港的未来
话又说回来,既然阿明认为这场运动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未来它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我个人希望这场运动能以非暴力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其实我觉得不合作运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较激进的抗争方法固然能为商界和政府带来一点压力,但这种抗争方式并非健康,也没可持续性。我认为要有一些比较『环保』的方法,就是可以重用的抗争方式,不合作运动就是其中一种。这种方法可能比较间接,需要多人配合,也需要更长时间去准备,不像打爆商店的玻璃窗一样直接。而且不合作运动需要做一些能为政府带来最大压力的事,例如不交税呀、罢买呀、罢工等。我认为香港人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些不合作运动的成本其实不高,可惜大家对这些行动不太热中。」
未来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阿明第一个反应是问我:「你在问理想中的?或是现实中的?」
看来阿明对香港的未来真的不太乐观,以致于他认为未来的香港和他心目中的香港必然有差距。
「理想中的话,我希望香港能像回归前一样国际化。有自己的文化,而且受到尊重。其实英国人也很尊重我们,没有逼我们做英国人,没有逼我们看到英国国旗要哭。我希望香港能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自己的文化产业。社会资源分配比较公平,不是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来。弱势社群的生活可以有更多保障。我们的社会可以继续奉行资本主义,但应该有一个更加完善的福利制度和税制。人民的起居饮食也应该容易一点,房屋应该有个人的基本保障,不会再有人需要住在恶劣的环境中。人口政策也应该限制移民人数,这么小的地方,人口不应无止境似地加上去,应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之内,这样大家才能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教育可以开明一点,不要填鸭式教育,也不应只偏重传统学术的发展,应该让有不同潜质的人也能得到发展。医疗保障也要完善一点,因为人口开始老化了。医疗服务的轮候时间真的不应该这么久。安老和退休也应有更完善的保障。经济上,应多支持地区的经济和本土的产业发展,不应只偏重大企业。政府应预留更多公共的空间,或公共资源,让人民能发展一些小本经营。劳工的话,也应设有最高工时,工会的权利也应受到保障。人民能享受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在国际上有独特的地位,大家能觉得香港是一个特别的城市,人民有很高的公民质素。
至于现实嘛,就是变成大湾区啊,大湾区香港市。其实距离二次的回归2047年还有20几年,香港的未来到底会变成怎样,还要看中国的决定。我觉得香港人会继续抗争下去,不可能到2047年时,全部人都变成顺民,但继续抗争的话,香港也会耗损。到底情况是会变得愈来愈差,还是愈来愈好,这要看香港政府如何看待抗争者的诉求。而香港政府如何回应,也是看中央如何看待香港。假若中央继续坚持强硬的立场,香港的耗损将会愈来愈严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会不安定。在这场抗争里,我想我们应该可以争取到一些事,例如你看,民建联近来也突然支持《收回土地条例》呀!我想在民生上政府可能会作出一些小的退让,但大的改善,我想未必会有。虽然政策上可能会有小退让,但人民仍然会生活得很不开心,有很多的愤怒和很多的对立。而且这些会不继累积,到20年后,人民到底会变多愤怒,行动会有多激进?这个我还真的不敢想像。不过香港人跟内地人不同,香港人遗传了西方社会的一些价值观,面对不公平的事,会反抗的人比内地的多,所以即使到了2047年,香港人是不会放弃反抗的。」
结语:让身分认同像钟摆
在阿明的故事中,我看到了构成「香港人」这个身分的主要成分——中西合璧。这个特质,让阿明对自己华裔的身分很有自觉,虽曾受过英国管治,却始终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但同时又无法与住在大陆的华裔民众产生共鸣。这让阿明意识到「香港人」是特别的:不是英国人,也不是中国人,只能以「香港人」来形容这种两边都不是的状态。这个身分,就像一国两制一样,在一个小小的地方里,同时并存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最后成形出「香港」这个城市来。
话说回来,「香港人」这个身分认同,似乎「自古以来」也是在抗争中建立的。记得我双亲(到2047年时他们在社会上就没有stake了)自小教导我是一个「中国香港人」。在他们眼中,英国政府虽然把他们照顾得很好,但他们总认为「英国人亡我大中华之心不死」。一有时间就对还在念小学、连乘数表也没背得好的我说:
「英国总是在自己殖民地上埋下一些矛盾,让这些殖民地回归后变得动盪。」在英治年代,我的双亲也看到很多社会的不公义:「很多英国人能在香港爬到很高的位置,纯粹因为他们是英国人,其实他们一点才能也没有。」还有利益的输送:「你以为英国人建地铁是为香港人好吗?车厢、路轨甚至是阶砖也要向英国购买,他们只不过是想掏空香港人的库房来自肥而已。」所以他们喜欢一切亲华的港督,对彭定康这位末代港督,他们由肥彭上任那一天起,一直骂他骂到2019年的今天。他们常向我强调中国人的身分,但又发现自己跟乡下的亲戚很不同,所以只好告诉我:「我们是中国香港人。」
在我看来,他们不认同自己是「英国人」,就像今天我们强调自己「不是中国人」一样,是出于对强权、对社会不公的反弹,继而产生出一种「我不是××人,我是香港人」的自觉。
这种于长期抗争中(由英治时期到回归以后)产生出来的身分认同,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在不受压时,钟摆能在两边自由摆动:可以在高呼「中国很好」的同时,拥抱西方的价值观,但当受到压迫时,钟摆就会侧向一边。至于侧向哪一边,就看当事人认为自己是受到中国政府压迫还是西方世界压迫了。所以黄营和蓝营的文宣着眼点也是很不一样的:黄营强调「香港人」及「世界公民」的身分,借此来与「中国人」这个身分和势力抗衡;而蓝营则以「中国人」的身分及「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来强调香港不再属于英国或世界的。这种理解上的差距,让很多黄丝跟蓝丝沟通时很崩溃,也让很多蓝丝质问黄丝为何如此大逆不道。
或许,让钟摆不侧向任何一边,继续摇摆,是一件对大家都好的事。但这就像香港的「一国两制」一样,要达到完美的平衡(或起码是不让两边都爆发的平衡),需要很高的智慧。问题是,香港政府有没有能力、中央政府有没有意愿去达到这种平衡呢?
好吧,我承认这个问题很蠢。
如果会的话,我2019年的暑假回忆,就不会只馀下催泪弹和那个从高楼堕下的黄色身影了。